我們的態度

氣候學家Henderson-Sellers 曾經針對全球暖化防治問題進行問卷調查，詢問確定性要有多高，才必須採取防治行動。結果民眾要求只要50%即可。即使如此，科學家仍無法拍胸脯保證。然而，我們是否可以因此忽略全球暖化的問題？答案是否定的！理由有三：

全球暖化的可能性：
雖然，我們仍無法確切知道溫室氣體的累積將如何改變地球的氣候，但是我們知道人為污染確實可能導致氣候變遷，其影響不容忽視。理由有三：(1)人類的活動造成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的增加，(2)溫室氣體具有暖化地球大氣的特性，(3)溫室氣體的生命期從十年到數百年不等，能影響地球氣候數百年之久。

氣候系統的回饋作用：
氣候系統的運作過程中有許多正回饋與負回饋作用。不論是前者或後者，都可能劇烈的改變地球的氣候。知名學者Broecker，最近發表一篇論文警告說，全球暖化有可能改變大西洋的海洋環流，使得傳送至高緯度地區的熱量因而降低，反而使得歐洲甚至全球進入寒冷的氣候。他所提出來的機制，乍聽之下，似乎會緩和全球暖化，其實不然。因為，該機制的降溫作用，遠大於全球暖化的增溫作用，反而造成更劇烈的氣候變化。Broecker將此機制比喻為氣候系統的「阿基里斯的腳踵」(Achilles Heel)，亦即微小的變化可能導致氣候系統的大轉變，甚至瞬變（幾年的時間尺度）。

氣候變遷的風險太大：
一個颱風，不管在落後國家如孟加拉灣，或富裕國家如美國，都可能造成巨大的生命、財產的損失。雖然說氣候將如何變遷仍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，但是如果全球暖化造成更加劇烈的天氣、氣候變化，其衝擊面之大，將是人類所無法想像的。亦即是，我們所面臨的風險之大，是史無前例的。更何況，資料顯示古代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高時，氣候偏暖；含量低時，氣候偏冷。過去一再發生的現象，未來發生的機率也極高。

基於以上的理由，我們應有以下的認知與體認：

風險的概念：
首先，我們必須體認氣候變遷預測的不確定性，不能因為科學界無法提出百分之一百可信的結果，而全盤否定氣候變遷的可能性。人的一生中面對許多大大小小的風險。現代人因此投注相當多的時間、金錢與精力, 維護自身的健康，購買壽險、健康保險，防患於未然。而在做這些維護自身利益的措施之前，我們從不需去確定不幸的事情一定會發生。同樣的，人類的未來面臨更多、更大的風險。更何況，過去一、二百年來，人類已經為自己的未來埋下更多不可預期的危機。與其面對茫茫的未來，毫無作為，不如起而行，盡心盡力維護地球的健康。人與自然的互動應是互相融合, 而不是事後的適應與療傷。即使全球暖化發生的機率不高或者程度不嚴重, 任何維護地球環境的投資( 不論是有形或無形的 )都是值得的，因為至少我們維護了一個健康的生存環境。更何況，如果發生了，人類所付出的代價將極其慘重。畢竟, 維護地球的健康,就是延續人類的生存。

摒棄「得過且過」的觀念：
京都的「氣候變化綱要公約」會議將全球暖化的議題提昇到最高點。人造溫室氣體可能造成的氣候變遷，由於不確定性較大，對各國的經濟影響大了許多，在國際政治舞臺上，各國也很難取得共識。台灣對此一議題的處理方式，仍處於得過且過的階段。政府總是談論「因應之道」，而不是「解決之道」，一廂情願的希望能適用較寬的二氧化碳排放標準。甚至，有人建議應靠外交談判來處理相關問題。然而，台灣有多少外交籌碼，人人心知肚明。核能政策的擁護者也趁機建議應發展核能發電。殘酷的事實是，台灣仍將繼續投資於高耗能的煉鋼廠，即使多蓋幾座核能發電廠，也緩不濟急，於事無補。更何況，核能發電廠有其另外的環境問題。鴕鳥心態不但解決不了問題，只會使情形惡化。

營造「環境善國」：
20世紀末，高度的經濟發展對人類生存的地球已經形成重大壓力。台灣地小人稠，所承受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更是嚴重。我們應該採取的策略是，重新思考台灣經濟政策與科技政策，讓經濟發展、科技發展、與環境保護合而為一，而不是互相牽制。台灣應該採取的策略不是因應之道，而是規畫一個能兼顧「適度的經濟發展」與「環境保護」的永續發展策略，讓台灣成為「環境善國」，善盡地球村一員應盡的義務，徹底的解決地區性的與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問題。